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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背图和烧饼歌里的历史之十
推背图预言之宋元明清之四
北帝南臣，一兀为君八十载——预言元朝建立
林冲夜奔.mp36:12
来自闫海燕
《推背图》第二十五象 戊子 谶曰 北帝南臣 一兀自立 离离河水 燕巢补
颂曰 鼎足争雄事本奇 一狼二鼠判须臾 北关锁钥虽牢固 子子孙孙五五宜
“商人是如此众多，而且如此富有，以至于没人能讲出全部真相，它是如此惊人。我还要补充说，这些大商人和他们的妻子……不用新手做任何事情：他们的生活过得是如此精致而洁净，就好像他们是国王一样。”
马可·波罗用手中的笔记录下对杭州的印象，那是一个远远超出当时欧洲人想象的国度，在西方人的眼中，它有着比黄金还夺目的繁华。显然，马可·波罗想要传达的“在遥远又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富庶的黄金国”的信息，以振聋发聩的姿态进驻了欧洲人的心中，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
在这片马可·波罗看来“遍地是黄金”东方国度中，此时正在上演着一段令世人惊叹的传奇：偏居一隅的南宋王朝日渐衰败之时，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创造一个短暂却无比绚烂的神话。
这个神话的缔造者，便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就像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所评价的那样：“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当事件本身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后，他们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成吉思汗离开历史场景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在我们这个时代。”
而这一切都是从一次次马背上的战争开始的。年幼的铁木真和当时蒙古族的其他族民一样，都曾经历过金国的屠杀掠夺，在他心中也有着许多人共同的愿望——战胜金国。因而，金国便是他的目标。同时，铁木真拥有与草原一样博大的豪情与雄心，他不只要一统草原、一统北方，他还要称霸整个中国，南宋的赵家王朝便成了他的另一个目标。
就当时的形势看来，中国处于三种力量相互制约、抗衡的状态之中，类似于三国时期的魏蜀吴，故而称之为“鼎足争雄”并不为过。但这鼎立的三方不仅不是势均力敌，而且存在着明显的强弱之别。
当时已孱弱、蒙昧至可悲之境的南宋自不必说。就连金国也是雄风已逝，蒙古兵一踏进国境，所有矛盾都暴露出来了。女真政权从中都（今北京）逃避到开封后，黄河以北的统治力量削弱，农民起义遍地爆发。金国内部采取的“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次序，累积了很深的民族矛盾。其中又以河北汉族对女真的结怨最深，所以女真政权迁都汴京后，河北农民便乘机起来进行报复。契丹族的地主不甘心失去政权，蒙古兴起时也纷纷起来为他们做向导、当谋士，有的纠众独立，建立政权。如此闹哄哄的一番景象显示出成吉思汗兴兵时，金朝已处在瓦解的前夕。
实力相差如此悬殊，真的像极了《推背图》中所说的“一狼二鼠”，自然蒙古是狼，宋金为鼠。胜利，对蒙古话这个马背上的民族而言，探囊取物般轻而易举。战事一起，便立马见了分晓，果然是“判须臾”。
所有的障碍都已扫除，尘埃终于落定。站在帝国的最顶端，极目远望，忽必烈不禁想到了爷爷铁木真当初在斡难河（即离河）称帝、建立大蒙古国时的场景，如今在他面前的就一个规模空前庞大的帝国，一个面积约三千万平方公里的版图，终于扩张完成。公元1271年，忽必烈为这个庞大的帝国改名为“元”，即“一兀”的合体，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确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元是唯一敢称其大者。长久地生活于漠北苦寒之地的蒙古族，如今成为了帝国的主人，就连那些曾经以正统自居的汉人也不得不向他们称臣，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北帝南臣”。
面对如此的雄图伟业，在当时以马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背景下，仅忽必烈一个人肯定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鉴于此，元朝采取了地方分权的制度，把疆域划分为六个子国，从属于国家最高元首——大汗的统治之下。
如此伟大的帝国，和其他的朝代一样，也在一代代君王的传承中，经历着由弱到强、由盛到衰的过程，而且元朝经历这个过程的时间与很多其他朝代相比要短暂得多。如果从成吉思汗开始算起的话，其历史长度为163年；如果从忽必烈统治开始算起的话，元朝仅仅维持了98年，除去张士诚起事的那二十年，才勉勉强强不到80年的时间。或许，这就是姜子牙的《乾坤万年歌》那句“一兀为君八十载”中“八十载”的来源，却未免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
还有更加无法解释的，诸葛亮的《马前课》里有“五五相传”之说、《推背图》中有“子子孙孙五五宜”之说，后世之人均将其理解为：从忽必烈开始的元朝，一共历经十代帝王。就连解读《推背图》的清初学者金圣叹也同意此说。
然而，这却是个显而易见的“硬伤”，只需挨个将元朝的帝王数一下便再明白不过了。元朝的开国者，即第一位君王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位34年之后辞世，帝位落到了孙子铁穆耳身上，是为元成宗，他是元朝的第二位君王。铁穆耳死后，他的侄子海山即位，世称元武宗。这位元朝的第三代君王只做了三年的皇帝便离世了，紧接着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了元朝的第四位君王——元仁宗。按照与元武宗的约定，元仁宗本应将帝位传给自己的侄子、武宗的儿子才对，但仁宗违背了诺言，将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刺推上了帝位，成了元朝的第五位君王元英宗。
由于元朝对于皇位的继承问题，始终没有一套既定的章法，皇位之争中就极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元英宗便死于一次名为“南坡事件”的皇位之争中，他死后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即位，成为元朝的第六位皇帝。也孙铁木儿做了五年皇帝就去世了，由此又引发了一场帝位之争，甚至在同一时间出现了两位皇帝：一位是位于大都的元文宗图贴睦尔，一位是位于上都的天顺帝阿刺吉八。之后的两都之战中，文宗获胜，天顺帝被清理了出去。
获胜的元文宗想到此前仁宗与武宗的约定，觉得应该把王位归还给武宗的儿子和世 。正当和世 陶醉即将成为元朝的第九位君王的喜悦中时，元文宗仿佛突然又反悔了一样，在和世 的酒里下了药，和世 还没来得及登上元大都大明殿中的皇帝宝座，就被元文宗毒死了，成了有名无实的元明宗。然而，帝位之争还没结束，元文宗弥留之际对杀害明宗一事愧疚不已，留下遗言要将帝位传给明宗的儿子。就此，大宝之位落到了年仅7岁的元宁宗懿邻质班身上，但这第十位皇帝即位43天之后便病死了。于是，妥欢贴睦尔登基，是为第一位君王元顺帝，他就是元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也是最荒淫无能的末代君王。
显然，从忽必烈开始，元朝共经历了十一位帝王，与《马前课》、《推背图》中所说的十位存在差别，预言存在偏差固然可以理解，但身为清朝人的金圣叹，在解读《推背图》时提到的“元代凡十主”，不知是忽略了元朝十一帝中的哪一位呢？
常识纪：元朝等级制度
元朝一诞生，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以民族为界线划分的等级社会阶级，这种层级的划分是以蒙古人为中心的种族区分。这种制度大体是根据归附蒙古征服者的时间先后建立的，先归附者其政治、法律地位较高，后归附者则较低。最高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则是由西域多族人构成的色目人，第三等才是汉人，而且是中国北方由原来金国统治之下而南宋无力救还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而南宋灭亡以后生活在原南宋疆域内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民，则处在了第四等位置上。
沉迷房中长生术，淮南又现一张弓——预言元朝灭亡
《推背图》第二十六象 己丑 谶曰 时无夜 年无米 花不花 贼四起
颂曰 鼎沸中原木木来 四方警报起边垓 房中自有长生术 莫怪都城彻夜开
落日的余晖，一点点地笼罩上元朝，这个曾经几乎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的超级王国。王朝的兴衰原性正常，即使它曾经富有四海、广有两洲，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迎来了最后的归宿，而且来得比其他的王朝快得多。越来越近的丧钟声，接连不断地传进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的耳中，那些先他而去的祖辈们，早已湮灭于历史之中，因此，世人习惯于将这个亡国的黑锅加诸到他的身上，由他一力承担。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一个王朝走到尽头之时，它已经不是灭亡的主要原因了，最多只能算是灭亡的催化剂，有时甚至连催化剂都算不上，只是一个避无可避的结果而已。因而，让元顺帝一个人背负亡国的“重任”显然并不公平，虽然他没有明思宗朱由检那么勤俭，却也曾为大元朝的中兴而做出过努力，尽管收效甚微。
中兴，在中国的好几个时代都曾出现过，如汉朝的光武中兴。这样的时期，能让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王朝，挽回不断坠落的命运，步入发展的第二春。元顺帝执政时期，元朝也曾出现过一抹中兴的曙光，只可惜转瞬即逝，未能将大元王朝从覆亡的悬崖边拉回来。
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中国的好几个朝代，都有‘中兴’一事。大概朝代初年的军制和财政税收，到中期已失时效，中兴需要一番挣扎，一般新的安排或是改组，或是局部的修正，都要通过社会的中层才能投入到基层机构的民间里去，这时候不是朝廷的一纸通令可以达到目的，也不是全靠军事行动所能生效，民间对朝代的信心，常有左右全局的可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断言蒙古人的元朝没有通这一关。要不是过去的纪录太坏，人心离散的话，顺帝这一朝，有脱脱的领导力量，修辽金宋三史，修贾鲁河，使黄河入故道，又有扩廓贴木儿的军事领导力量，朝廷又一度使方国珍降伏，恢复海运，看样子并不是全无中兴的希望。”
元顺帝也确实为此做过一番努力，他并不像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典型的亡国之君。自13岁登基之日起，他的身边就没少过把持大权的重臣，其处境比起清圣祖康熙来，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先是影响元朝几代的燕铁木儿家族，后是权倾天下的伯颜。康熙除掉了鳌拜便能亲政，但元顺帝面对的难题则更大，除掉了燕铁木儿家族的唐其势之后，又有了一个权倾天下伯颜。妥欢贴睦尔只得故伎重施，利用伯颜的侄子脱脱才扳倒了伯颜。直到此时。20岁的他才真正掌握了朝政。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顺帝是有权能的政客，适于生存，富于弹性，愿意将就妥协，擅长利用一个人物或一种机构去平衡另一人物或因素。”
以一个孤独的身份登位，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化解了多次权臣逼宫的危机，将大臣重新夺回了自己手中，实属不易。紧接着，他开始实践自己的理想，重用脱脱进行改革，即所谓的“脱脱更化”。
改革政策一出，朝政为之一新，“中外翁然称为贤相”（《元史·脱脱传》）。顺帝也开始用心攻读圣贤书，裁减宫女、宦官，节省御膳、御装，关心政治，常在宣文阁与大臣商谈国事。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因受到重用，多“知无不言，言无顾忌”（《元史·苏天爵传》），欢呼“至正宾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前”，准备在“至正中兴”中一显身手。
然而，脱脱不是商鞅，虽然上台之初，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之前的排汉政策，恢复了科举取士，重开经筵，又修《宋史》，提倡文治和经史，但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他并没有多少建树，改革措施流于表面而未触及根本，结果必然以失败告终；元顺帝也不是康熙，尽管他也怀揣理想，但在面对巨大的压力时，他缺乏力挽狂澜的气魄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同时顺遂的生活使他面对磨难的抵抗力较低，说到底，他就像是一个自幼便被剥夺了权力的公子哥，遇到无法跨越的障碍时，最本能的反应便是回避，更何况他面对的是自开国之日起，便一直没有消停过的大元王朝。
马上得天下，但绝不能马上治天下，这是历朝历代提炼出来的千古箴言，而元朝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使帝国一步步地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深渊之中。连年的河患与沉重的苛税赋役，使得百姓连生计都无法维持，反对元朝统治的各种民谣到处传播，有人说：“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也有人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数韩山童指使散布的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揭竿而起的人们，在这些民谣的影响下，迅速在全国范围，尤其是整个江淮、江汉流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支持，暗合《推背图》中所言的“年无米”、“贼四起”、“四方警报起边垓”。
起兵的各路人马中，有武装走私盐货的豪霸、“淮南又现一张弓”的张士诚、有号称“小明王”、“鼎沸中原木木来”的韩林儿。人们像接到总攻的信号一样，将压抑许久的愤怒同时爆发了出来，拼了命地要把元朝的江山拆掉。
正当当百姓在战乱、天灾、暴敛中苦苦挣扎之时，元朝内部也频生波澜。无力改变现状的元顺帝，在罢免了脱脱的相位之后，很快便把原来的政治理想扔到了一边，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两件不相干的事情上。
一是做工匠，他亲自设计、打造精致巧妙的“龙舟”、“宫漏”，而且因技艺高超还获得了一个“鲁班天子”的美誉，与明代有同样嗜好的朱由校比起来，元顺帝可以称得上是“前辈”了；二是习“双修”，他从权相哈麻介绍的西天番僧那里学到了一种新奇的房中术，而且还将其视为“房中自有长生术”，整日沉迷于此，君臣宣淫，男女裸处，“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真的达到了“时无夜”的程度。再加上内宫中那个名叫朴不花（即“花不花”）的宦官内结宠妃、外结权相，把个元朝的朝堂搞得乌烟瘴气。
1368年阴历七月二十八日夜，享国运不足百年的元朝被朱元璋推翻，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率皇后、皇太子等人开建德门，出居庸关，留下“都城彻夜开”的元大都，一行人撤退到了自己祖先曾经兴起的故地——蒙古高原，完成了一次外来政权全身而退的“奇迹”。
百年前，蒙古军队犹如上帝之鞭，铁马长弓，凭着一腔原始的豪情，以极少的人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征服。百年后，在元顺帝的手中，曾经的铁骑被驱逐“出境”，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对于如此巨大的变故，想来无论是元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元顺帝，还是开创帝国的元世祖忽必烈，都很难理解其中的缘由。
马克思给出了答案：“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元朝的统治者们，有极少数人愿意接受“较高的文明”——汉文化，因而注定了他们的退出。
人物纪：朴不花
朴不花，又名王不花，生于元文宗时代，高丽人。七岁时就被送入内廷成为太监，后来他的好朋友奇洛被元顺帝封为皇后，他也随之身居要职，成为元顺帝最为宠幸的一名太监。于是，朴不花权倾朝野，干预官吏任免，据说当时投靠他的官员竟然占整个官吏集团的十分之九。后被朴不花诬告谋反的孛罗贴木儿进攻京城，扬言要“清君侧”。最后顺帝与其达成协议，交出朴不花，孛罗贴木儿退兵。于是，朴不花被杀。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